《鼠疫》讀后感800字精選三篇
【第一篇】《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后。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19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
網外，是空蕩的街道，把人情味連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藍白口罩。網上，是發酵的恐慌和焦慮，輿論場喧囂而混亂，一切撲朔迷離。我們的科學武器已經遠比194X年強大，傳播信息的途徑被拓寬、通訊速度被催化著迭代。然而，與我們共同進化著的疾病威脅不減，我們也并不能像過去預期的那樣，離真相和現實更近一點。
帶著悲觀的情緒翻開《鼠疫》，本以為會讀到荒誕的世道、屈辱的死狀，合上書時，卻只感到慰藉和沉靜。全書以顯示的敘述方式成文，如實記載了鼠疫的全過程，既力求詳盡，也不夸大事實，旨在“使英雄主義恢復它應有的次要地位，從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當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讀人物的對話，咀嚼動作與神態的細節，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馬亂的當下，去沐浴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陽光，筆者又獲得了平復內心，重振勇氣的力量。
里厄是小說的敘述者，也是情節得以發展的中心人物。作為大夫，他與其他參與救治的市民不同，對生死有著基于職業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認識；作為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與其他人共同推舉著不斷滾落的巨石；作為幸存者，他記憶，他敘述，他作證，他征服。
冷酷的悲憫
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行醫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為懷的，而現實中他們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說診斷必須在客觀冷靜中進行，不能夾雜個人的情感、親疏與好惡，高強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們對傷患的同情心，逼迫他們成為分析、決斷、行動的機器。
最讓他頭痛的是出診。一旦診斷為瘟疫就意味著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憐可憐我們吧，大夫！”勞萊太太一再說。她這話有什么意思？他當然有憐憫心，但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便開始對抗、流淚、勸說，總之是抽象活動。
里厄也如此。與其他醫者一樣，他出于對患者的悲憫而選擇這個職業，而這個職業又要求他放下悲憫去做無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雖然堅決不幫助朗貝爾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無法確保朗貝爾沒有攜帶鼠疫桿菌。若鼠疫越過了城門的封鎖，更多人將會因此死亡，這本質上與里厄的信條相悖。與其說這是作者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環而刻意為之，不如說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發嫌犯科塔爾一樣，未來的災禍輕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當下。
【第二篇】
鼠疫爆發前，里厄與妻子告別。他對她說“你回家時，一切都會好些。我們需要從頭開始。”現在鼠疫過去了，這正是從頭開始的時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訊。
城門打開時，無數離人瘋狂地擁抱親吻彼此。人們總對重聚之后的情狀浮想聯翩，但當風波帶來的激情遠走，他們迎來的不是重新開始，而是復歸原狀。
“真正體驗愛情”的時刻或許并不存在于世。轟轟烈烈的重逢，瘟疫后感情迎來嶄新的開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說里泡沫般的幻想。血溶于水的情感總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隨著時間而理所當然地順延，直到某一方離開人世，幸存的一方獲得默默回憶的權利。
解放之夜，萬人空巷，火樹銀花，狂歡一下子沖淡了故人逝去的悲傷，洗去了面對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歡呼聲經久不息，好像人們只需把記錄歷史的職責推給一座紀念碑，自己的創口就能自動復原。記憶被幸存的庸人美化成經歷，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人永遠是一個樣，不變的是他們的精力和他們的無辜。”
里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決心編寫這個故事。
鼠疫來臨時，即絕境和死亡逼近時，人們被迫直面生命的意義，無法不靠反抗荒謬來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謬本身以及對荒謬的思考是令人不適的，因此，當鼠疫離去而人們被松綁后，他們立刻拒絕反思，選擇遺忘，選擇哲學自殺。他們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靜的生活，本質上也還是荒謬的：人終有一死，就像鼠疫會再次喚醒它的鼠群，使人們再度罹難。
因而，在死亡的脅迫過后遺忘和美化悲痛的記憶是愚蠢的，只有復盤和記錄，銘記，警覺，和思考，才能一貫保持自覺，一貫堅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謬才得以被征服。
加繆憑借《鼠疫》榮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下面一段話摘自他的獲獎演說，表達了他對作家這一職業的認識，不妨當做里厄作為幸存者寫作《鼠疫》的動機。
寫作之所以光榮，是因為它有所承擔，它承擔的不僅僅是寫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憑自己的力量、和這個時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擔我們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許，每一代人都自負能重構這個世界。而我們這一代人卻明白這是癡人說夢。但我們的使命也許更偉大，那就是要防止這個世界分崩離析。
【第三篇】
“鼠疫”這個詞終于被第一次輕聲說出。在這個階段的敘述里，貝爾納·里厄醫生正站在窗口，也許可以允許作者為醫生的猶豫不決和驚訝做一番辯護。因為差異很小，他的反應可以說和我們的絕大多數市民是一樣的。人人都明白瘟疫有在世上復73人標注發的途徑；然而我們很難相信災禍會憑空落在自己頭上。歷史上瘟疫和戰爭都曾多次發生，然而在瘟疫和戰爭發生時人們也同樣驚訝。事實上，和我們的市民朋友們一樣，里厄也感到猝不及防，在事實面前我們應該原諒他的猶豫；也要同樣理解他在恐懼和信心沖突下的矛盾心理。戰爭爆發的時候46人標注人們說：“這太愚蠢了；不會持久的。”然而盡管戰爭可能“很愚蠢”，卻并不因此停止。愚蠢有辦法為所欲為，只要我們不那么自以為是就該明白。在這方面，我們的市民們和其他每個人一樣都只關注自己的世界。換句話說，他們是人道主義者：他們不相信瘟疫。瘟疫是一種和人類無關的東西；因此我們告訴自己瘟疫不過是想象中的妖怪，場醒來就會消逝的噩夢。然而它往往不會消逝，而是一個噩夢后面接著另一個噩夢，逝去的反而是人類，而且首先是人道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采取預防的手段。我們的市民們并不比其他人更應該受43人標注責備；他們忘記了應該謙遜，是的，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種心態使他們認為瘟疫是不可能發生的。他們繼續做生意，繼續安排旅行，繼續自行其是。他們怎么會關心像瘟疫這樣能夠否定未來，取消旅行，壓制人與人交流的事情呢？他們幻想著自由，然而只要有瘟疫，誰都得不到自由。事實上，即使在里厄承認他朋友的公司有一小部分分散在城里各個地方的病人，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死于鼠疫之后，危險仍然像做夢一樣不真實。原因很簡單，如果一個人是醫生，他傾向于對疾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有著比一般人更強的想象力隔窗朝城里看去，小城的外表依然如故，但醫生對未來產生了隱隱的疑慮，一種模糊的不安。他試著回憶起曾經讀過的關于那種疾病的資料。各種各樣的數字從他記憶里浮現出來，他回憶起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造成了上億人死亡的大約30次鼠疫爆發。可是一億人死亡是什么概念呢？當一個人在戰爭中服役一段時間以后，就很難對死人有什么概念了。除非你真正看到他的死亡，否則一個死人沒有任何意義，散播在漫長歷史里的一億具尸體不過是想象中的陣陣輕煙罷了。醫生想到君士坦丁堡的那場鼠疫大爆發，根據普羅科匹厄斯母的記載，僅一天就造成了一萬人死亡。一萬人大約是一個大型電影院觀眾的5倍。是的，鼠疫爆發的情景正是如此。如果你想對此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你可以在國家電影院的出口把觀眾們召集起來，帶他們去一座城市廣場，讓他們一堆堆死去。然后你至少還可以在無名無姓者的尸體堆里增添幾個熟悉的面孔。但這自然是無法實現的；此外，有誰能記得一萬張臉呢？總之，那些老歷史學家如普羅科匹厄斯所留下的數字是不可靠的；這是常識。根據歷史記載，70年前，在中國廣東，鼠疫傳播給居民之前有4萬只老鼠死亡。但是，同樣的，廣東的傳染病也沒有可靠的統計死亡老鼠數字的方法。他們所能做的只是進行非常粗略的估計，顯然帶有相當大的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