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 - 政治生涯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湖南湘陰縣塾塘鄉唐家橋（今屬汨羅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鄉村教師家庭。曾就讀長沙明德中學、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5月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2年底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24年秋回國，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江浙皖區委委員，任教于上海大學。1925年1月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擔任組織部主任。積極領導青年參加“五卅”愛國運動。同年7月任團中央總書記。10月任中共中央軍事運動委員會委員。1927年5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同月，主持召開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繼任團中央總書記。同陳獨秀右傾錯誤作斗爭。國共合作破裂后，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積極主張土地革命，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與李維漢、羅登賢留在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草《城市農村工作指南》等中央文件，為糾正盲動主義、復興革命起了推動作用。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28年和1929年先后兩次被捕，受嚴刑折磨，堅貞不屈，后經組織營救出獄。1930年任湖北省委書記、中共長江局委員、武漢市委書記，蘇區中央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1年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赴江西蘇區，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12月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及黨校校長。
1933年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湘贛軍區政治委員。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1934年8月奉命率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隨軍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底，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合（會合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共同開創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11月底任中共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35年11月與賀龍等率紅二、紅六軍團突圍長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同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以紅二、紅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政治委員，堅定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0月任中國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系統地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闡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國，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和大生產運動，并受中央委托主持《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6年后，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陜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和開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被推選為團中央名譽主席。同年11月赴蘇聯就醫。1950年5月回國。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時選集》。
任弼時 - 鞠躬盡瘁 英年早逝
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紅墻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作者王凡東平)一書，從中央保健委員會保健大夫和護士們的眼里真實地再現了新中國領袖們的工作、生活以及對待疾病的態度。現摘編部分如下。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領導人醫療保健工作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影響比較大的事，是當時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的突然病逝。
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剛進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作出決定：任弼時必須休息。決定當天，他就在醫生陪同下，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5月，休養中的任弼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趨向惡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昏迷癥狀。正因為如此，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他沒能登上天安門城樓，而只好在玉泉山通過收音機來聽隆重盛典的實況轉播。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時的病情后，主動派了一個蘇聯醫療專家組到中國。蘇聯醫療專家們為任弼時做了認真的檢查。在會診的報告上，蘇聯醫療專家們寫道：“……嚴重的高血壓癥，腦血管有明顯硬化之癥，心臟初期機能障礙，腎初期硬化，肝臟肥大，可能引起新陳代謝障礙；并有糖尿病，但尚不嚴重……”因此，專家們建議任弼時到蘇聯進行治療。任弼時于1949年12月初抵達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宮醫院，經過了20多天的治療后，轉往巴拉維赫療養院療養。到1950年春季，任弼時的健康已經恢復得相當不錯。
身為中共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當別的領導人政務紛繁、旰食宵衣之際，自己卻始終作為一個病號，成天與醫生和藥劑打交道，涉足范圍不出病房和療養院，內心十分苦惱。所以當他病情有所好轉，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國，與戰友們一起分擔繁忙的政務。
5月，克里姆林宮醫院再次為任弼時做了全面檢查，認為他在蘇聯的醫治和療養已顯成效，可以回國適量地參與工作。5月28日，任弼時從蘇聯回國到北京，他帶回了克里姆林宮醫院的體檢報告。當時主管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傅連看了蘇方的體檢報告后，隨即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擬寫了一份有關任弼時病情的報告。
在初回國后的一段時間，任弼時遵照醫生建議，每天只是在家“練習工作”，不過二至四小時。然而，眼見新中國誕生初期紛繁的工作頭緒，戰爭、經濟、內政、外交，各位領袖都比建國前更為忙碌的情景；特別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后，美國的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遠東局勢驟然緊張，任弼時再也無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休養狀態，馬上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要求分擔中央的部分工作。毛澤東見任弼時信后，即作批示：同意任弼時意見，試做工作，每日不超過四小時，主管組織部和青委。
恢復工作后的任弼時，就根本無法把自己的工作時間限制在四小時內，結果不久就又出現身體不適。9月、10月，是原定的休假時間，可當保健大夫們催促他休假時，他卻提出等到12月再說。保健大夫們也奈何不得，只好依著他。這一年的10月1日，他還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其他四位中央書記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一起，檢閱了三軍將士及數十萬游行群眾，這使他未能參加開國大典的遺憾得到補償。
朝鮮戰爭爆發后，就是否出兵援朝問題，中共中央接連開會商議相關事宜，有時議題一說開就延續至次日凌晨。任弼時也出席了會議，而且不顧有關部門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時間就退席的約束，也參與議事拖到午夜。這樣一來，他的身體再度受到嚴重傷害，潛伏下病情驟然加劇和突發的危機。
就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后第一戰役打響的前一天，任弼時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有關人員談論即將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書拿來的毛澤東有關作戰部署的電報。這一夜，他沒能休息好，加之近一個時期的過度操勞和費神，使他次日拂曉即感到頭疼和不適。
10月25日早晨五六點鐘的時候，住在保健委員會值班的力伯畏，突然聽到電話鈴響。電話是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打來的，說任弼時今晨情況不太好。陳琮英打電話時，任弼時還沒出現特別嚴重的癥狀，類似早晨起床后感到頭疼不適的情況以前也出現過，力伯畏放下電話同傅連打了個招呼，就立即騎上自行車，趕往任弼時家。
“我進屋看見任弼時，他還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剛抬起來，馬上就掉下來了，繼而話也說不出來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壓，就趕緊給他量血壓，發現他的血壓很高。我立即通過電話向傅連匯報，傅連馬上就趕來了。”力伯畏回憶道。
傅連璋發現情況嚴重，馬上請陪任弼時來華的蘇聯專家過來，同時邀請了幾位中國的著名專家前來會診。他們在任弼時的家中展開了搶救。
隨著搶救時間的延續，醫生們感覺到任弼時的生命已處于非常危險的狀態。傅連璋遂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出了任弼時病危的通報。通報說：“任弼時同志今早7時發生中風現象，右半身癱瘓(即半身不遂)，失語，血壓230，脈搏100，大汗，病情嚴重……”
通報發出后，獲悉此訊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領導人，來到任弼時家看望。來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因為有公務在身，他了解了搶救的情況后，又匆匆離去。他走時對力伯畏說：“有新情況馬上告我啊。”
在當時的醫療技術和設備條件下，雖然蘇聯專家和中國的專家們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還是未能將任弼時從死亡線上拯救回來。
任弼時 - 紀念
在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04年4月30日) 胡錦濤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在這里舉行座談會，隆重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
任弼時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同志16歲參加革命，46歲英年早逝。他30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全部歷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敬仰和愛戴。
青年時代，任弼時同志受五四運動的影響，滿懷激情地投身于愛國民主運動。1920年，他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2年，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任弼時同志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他旗幟鮮明地同共產國際和 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堅決斗爭。1927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走上中央領導崗位。大革命失敗后，他積極主張開展土地革命，努力糾正黨內的盲動主義錯誤，特別是與毛澤東等同志一起，積極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抗日戰爭初期，他受黨中央委托，前往共產國際介紹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右傾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延安時期，任弼時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秘書長，參與制定黨的重大決策，成為毛澤東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在籌備黨的七大，領導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參與起草黨的歷史決議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任弼時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任弼時同志是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1928年，他曾負責修定黨的第一份軍事工作綱領。1934年，他率領紅六軍團西征，與賀龍同志領導的紅二軍團共同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成功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任弼時同志是紅二方面軍的主要創建人。長征途中，他與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向應、徐向前等同志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堅決斗爭，堅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為勝利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作出了貢獻。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擔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與朱德、彭德懷等同志奔赴山西抗戰前線，指揮八路軍深入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創了敵后抗日新局面。解放戰爭時期，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同志一起轉戰陜北，參與了中央的許多重大決策。他還認真了解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情況，及時糾正土改中出現的“左”的錯誤，調動廣大翻身農民積極投身人民解放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