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由于傷情惡化，去莫斯科治傷。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9年1月，兼任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和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
1941年任中央研究組副組長。
1942年6月，同陳云負責領導中央軍委直屬系統的整風。
1943年7月，他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
1944年傷病復發，脫離工作。
王稼祥塑像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6年再次去蘇聯治病。
1947年5月回國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此期間，他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并在對外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看法。
1956年2月參加蘇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是第三、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57年1月參加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
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9年3月，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會見外賓。同月作為以朱德為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
成員，赴華沙出席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4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屆常委會委員，7至8月參加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1962年2月，和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系的意見。后被指責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1]
直至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才得到平反。3月主持撰寫和審定《關于支持別國反帝斗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事實求是，量力而行》提綱。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后休養。
1965年1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常委會委員。
王稼祥1966年3月中央決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
1968年4月被隔離審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
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1972年5月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要求分配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長期從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路線，遭受到嚴重的迫害。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終年68歲。
2 主要思想 編輯
處理國內問題有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考慮到中國利益。同時是第一個在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人。
從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年輕時留學蘇聯五年，他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當年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安徽同鄉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黨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王稼祥卻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面向世界時又總是立足于中國的實際。
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既有模仿國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產方式上的廣大農村。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較為發達的城市，這樣促使許多自認為先進者卻脫離本國實際，所以他們縱然有千條萬條妙計，結果卻無從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有正確的選擇，在國際問題上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恰恰是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他的可貴之處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卻又能反復比較和思考中國的實際。這樣，處理國內問題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處處考慮到中國的利益。
3 人物故事 編輯
有見地的思想家
儒雅的學者，曾經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
1933年4月，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歷經了八小時手術，勝過關公刮骨療毒。
在長征擔架上，他向毛澤東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讓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德籍顧問李德下臺。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投向毛澤東“關鍵的一票”。[2]
在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1930年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干事，隨后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相當于外交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