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劉家海有同樣遭遇的不在少數。2005年11月17日,本報報道了四川大學法律碩士楊世建狀告人事部就業歧視案。這起被稱為“國家公務員報考年齡歧視第一案”的案件，最后的結果卻是“不了了之”。北京高院裁定的結果是不予受理，楊世建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申訴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對于楊世建來說，年齡一直是他求職路上的一道檻兒。

報考公務員不成，楊世建又向很多企業和高校投遞了簡歷，得到的回答卻總是：“我們對35歲以上的碩士、40歲以上的博士不予考慮。”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騰訊網聯合開展的一項調查（4488人參與）顯示，“年齡”已經成為影響擇業的第二大因素，排在“工作經驗”之后，“學歷”和“性別”之前。參與者中，認為年齡因素對自己擇業影響“非常大”和“比較大”的分別占三成左右。

一開始找工作，某高校經濟學碩士小何就明顯落后于其他同學。1979年出生的他在上研之前有過幾年工作經驗，自認為找工作會有優勢。可是兩個月過去了，其他同學都在筆試面試，小何卻經常連“簡歷關”都過不了。班上其他幾個七十年代出生的“大齡青年”，情況也都大同小異。

近年來，教育培訓過程中的年齡限制正在逐步放寬。2001年4月,教育部放開了參加高考者的年齡和婚姻狀況限制。報考碩士研究生一般也只要求在40周歲以下。小何說，年齡限制在求學路上是放寬了，卻又在就業路上設下了“攔路虎”。

調查中，81.6％的公眾認為受年齡因素影響最大的群體是下崗再就業者，這個比例遠遠高于高校畢業生和在職人員。統計顯示，我國下崗職工平均年齡為39.9歲，主要集中在40~50歲之間，占下崗職工總量的43.8％。大齡下崗職工依然是就業中的困難群體。

“飯店里刷盤子的都要25歲以下。”今年49歲的王女士說。1997年她從一家紡織廠下崗之后，四處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到一家地下車庫看車。一個月拿200多元錢，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

“現在的年齡歧視現象比前兩年更加普遍和泛濫”。楊世建認為。2007年3月一項針對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所做的調查顯示，有54.9％的人認為曾受到過各種不同的歧視，認為受到過嚴重歧視的占15.6％，其中年齡歧視在歧視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年齡歧視主要集中在25歲、35歲、40歲這三個年齡段。企業、高校招聘及公務員招考仍然是歧視最普遍的領域。

年齡成為單位招聘人才的“硬指標”。進入一個招聘求職網站，幾乎所有的職位都有年齡要求。商店收銀要18~25歲，網站編輯要24~34歲，網吧管理員要20~25歲，一個往T恤上印圖案的工作也要求35周歲以下。

對于這種現象，調查中62.4％的公眾認為是一種就業歧視，15.8％的人認為這是企業的自主權利，還有22.2％的人認為要視情況而定。

“年齡與評價一個人是不是人才無關。”不少受訪者表示，年齡限制實際上是一種妨礙效率和公平的主觀偏見，會限制大家的平等權和勞動權，是一種就業歧視。“今天可以設置35歲，明天就可以設置30歲、28歲，甚至可以無限制地下降，使一些年紀輕輕的人變成超齡人士，這是非常荒唐的。”狀告廣西省人事廳的劉家海對本報記者說。

也有一些人并不認同“就業歧視”的說法。

“為什么不可以設置年齡限制？”中國法學會何山教授說，企業是有自主權的，它們有權限定標準，這種限定并不會影響勞動者的就業權。

“比如一家歌廳，招領班就是要35歲以上45歲以下，這個年齡段最年富力強，這種要求沒什么不合理。有的地方招服務員，就要身高1米65以上,1米64都不行，你說這就是身高歧視？”何山認為，只要企業招聘標準合乎邏輯，符合公平、合法、平等的原則，根據自身需求做一些限定，談不上就業歧視。

對于這個問題，楊世建認為，企業在招聘員工時當然有設置年齡的自主權，可是企業設置年齡門檻的權利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而且年齡門檻必須和工作崗位性質本身的要求具有相關性。

有受訪者表示，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只規定了“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但沒有對“禁止年齡就業歧視”作出規定。在實踐中，因年齡就業遭到歧視，勞動者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勞動者很難獲得法律保護。調查中，認為勞動法應該增設禁止“年齡就業歧視”條款的公眾占82.8％。

對于當年沒有被受理的年齡歧視案，楊世建說：“當年我提起訴訟時，也確實預見到了這種結果。這是因為我們國家還沒有一部反歧視法，也沒有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違憲審查機制，年齡歧視問題不可能通過訴訟程序得到合理解決。”年齡歧視現象的合理解決，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理解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