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主體，就是進行財務管理活動的主體。它必須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是一個獨立的利益實體，為著自身的利益而開展財務活動;(2)是一個責任實體，具有明確界定的財產范圍，負有保護財產并使其增長的經濟責任;(3)是一個權力實體，具有維護并擴大其利益、履行其責任所應具備的基本權力。
在現代企業“兩權”分離的條件下，除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外，其它任何主體不能擁有企業的財產。因此，只有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才能共同構成財務管理的主體。在私有制社會中，不管是企業的所有者還是經營者都是處于微觀層次的，都是微觀實體，財務管理的主體是微觀的;而在我國目前的公有制社會中，財務主體也應該是微觀的，特別是在構建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政資分開和政企分開，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將微觀化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情況下，企業的財務主體也將是微觀的。
那么，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在理財中的主體地位是否應該有所分工和側重呢?回答是肯定的。財務主體的微觀化，并不意味著企業的理財權全部歸屬于企業，諸如股票籌資、涉及到控制權性質的投資、企業的合并、分立、清算、利益分配以及必要的財務監督等主要的和重大的理財權應歸屬于企業的投資者。但是，企業投資者在行使這些權利時，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經營者。企業經營者對于投資者行使理財權發揮了極大的參謀作用，諸如決策方案的提出、分析論證、不同方案對企業的影響等等。投資者必須充分考慮企業的狀況，以此為主要依據作出決策。事實上，在股份制企業的股東大會上所表決的方案，都是經營者所提出的，企業經營者在實際上掌握著絕大部分財務管理權，這就有可能產生投資者與經營者之間的矛盾。
二、我國傳統財務管理體制及其弊端
長期以來，我國已形成了宏觀和微觀兩種財務，這說明在我國存在著宏觀財務和微觀財務兩種主體，由此就決定了我國傳統的財務管理體制是兩層管理體制：
第一層次是宏觀財務管理體制。它以國家為主體，以國有經營資金的運動為內容而形成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主要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一是通過稅收制度來實現;二是通過國家財務制度來實現。
第二層次是以企業為主體，以企業資金運動為內容的財務體制，稱為微觀財務管理體制。我國企業微觀財務是在遵循宏觀財務規定的前提下，以制定和執行企業內部財務制度為特征的，其主要內容包括資金管理、成本管理和收支管理。
我國實行多年的這一財務管理體制，已經越來越阻礙今天的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明顯表現出與今天形勢的不適應性，表現在：
(1)財務管理權利與財務主體錯位，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在傳統財務管理體制下，將國家的國有資產管理權與稅收征管權混為一談，多種職能集于一身，對企業的行政干預嚴重地削弱了企業經營的自主權，同時也不利于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結果是使市場經濟的運行受到影響。
(2)模糊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由于國家的社會經濟管理身份與國有企業的投資者身份混在一起，使得本來應由國家采用“法”的形式予以規范的國家與企業的關系而代之以財務制度，不但侵害了企業的權益，也使得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處于模糊狀態。
(3)影響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壯大和發展。通過國家行使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能，必然會形成重財政收支，輕企業長遠經營的傾向，必將影響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壯大。
(4)難以做到依法辦事，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護。有些已觸犯法律的行為往往以違犯財務制度從輕處之。
(5)國家的財務制度，明顯地與其它法律條文相重復，既不利于減輕國家的行政事務，也容易造成各種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間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助長了政資不分的現象，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例如，《企業財務通則》第46條的內容，在《公司法》第11條中即有相同規定;在《企業會計準則》中與《通則》有相同規定的有21條，在有關《稅法》中與《通則》有相同規定的有8條。
(6)將財務管理類比于會計管理，比照會計核算管理體制設計財務管理體制，既嚴重侵害了企業的理財自主權，又容易削弱企業對資金運動的管理和控制。
三、改革財務管理體制的思考
首先，看宏觀財務有沒有存在之條件。實行國有資產產權主體的微觀化和明晰化以后，國家將不能再通過所有者對企業的財務管理權力，為其調控宏觀資金運動服務，更不能要求各個產權代表通過干預或參與企業理財為其宏觀調控服務，事實上也沒有這種必要。因為在國家宏觀職能轉向調控市場后，國家只要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等經濟政策來進行調控社會總資金的規模和結構就足夠了，而無需再通過財務制度或財務決策來進行。既然如此，宏觀財務將不復存在。在市場競爭中，企業獨立作戰，要求因時因事因地理財，政府事實上不可能制定出適合千變萬化的企業經營狀況的財務政策或制度，這樣，財務的宏觀性也就消失了。
第二，再看與企業存在利益關系和各個主體是通過什么方式來影響企業的理財行為的。現代社會中，與企業存在著利益關系的外部集團主要有國家、投資者、債權人和其它企業。這些主體可從與企業的不同利益關系出發、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企業的財務行為：
(1)國家。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財務關系是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實施的，而現代社會中涉及國家的各種關系均是通過“法”的形式來實現的。這是國家管理社會經濟的需要，而不是行使其對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權能。因此，企業與國家之間的財務關系必須以法的形式予以規定，如稅法、金融法、公司法、勞動法、證券交易法等。這是國家的法律體系，不能納入對企業的財務管理體制中。
(2)債權人。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的財務關系，突出地表現在借款協議中債權人對企業財務行為的約束。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的財務關系的基本特征是有事先的協議約定。
(3)其他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財務關系以恪守信用為最高要求，只要對方按約履行相關義務，對其他方面的財務行為要求甚少。
(4)投資人。從本質上講，企業財務行為的各個方面投資人都可以有所要求。但是，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制度決定了投資人只對一些重大的財務行為行使其決策權。這要從維護所有者利益的角度，根據企業的具體問題實施靈活多變的決策，不可能通過一成不變的財務制度來約束企業的財務行為。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家、債權人、其他企業對于企業的財務約束，明顯地體現了兩個特點：一是規范性和穩定性。它們或者采用法的形式，或者采用協議的形式，具有極強的規范的法律特征和極高的穩定性，無法靈活地處理各種企業財務決策問題;二是它們的約束只涉及財務行為的某個方面，即它們只是對事關它們自身利益的某種財務行為行使其約束權。與此相反的是，企業的投資人對于企業卻面臨著多變的財務行為實施幾乎涉及到每一個方面的財務約束。而面對多變的企業經營狀況和復雜的市場環境，企業投資人不可能通過制定一成不變的財務制度的形式來約束企業的財務行為，只能針對各個具體財務問題作具體分析。
因此，作為確定企業和企業外部集團在企業財務問題上的權責利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從根本上講就是劃分企業投資人和企業經營者在企業財務管理問題上的權責利關系。這一權責利關系的劃分，若能夠通過財務制度的形式(事實上是不能采取財務制度的形式)來規范的話，也只能是企業投資人有資格來制定，其它外部主體(特別是國家)是沒有這種資格的。企業對國家、債權人和其它企業之間的權責利關系，只存在企業必須守法、履行協議的義務，不存在再去劃分財務管理的權限問題。
第三，新財務管理體制基本框架的構想。基于以上想法，筆者設想我國的企業財務管理體制應該是由“國家法律體系——投資者對重大財務問題的決策——企業財務制度”來構成的管理體制。
(1)國家法律體系：國家通過《公司法》、《稅法》、《金融法》以及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來約束企業的財務行為。
(2)投資者對重大財務問題的決策：按照財務管理慣例，企業的重大財務問題由投資者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決策。
(3)企業財務制度：企業財務制度如何制定，純粹是技術和方法問題，不存在在國家法規中予以規定的必要。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塑造企業的自我約束機制和破產風險機制，以迫使企業去學會并制定適合本企業情況的財務制度。
第四，新財務管理體制下需要明確的幾個問題。
(1)財務制度(顯然指企業自己制定的財務制度，下同)與稅法的關系。稅法主要關注企業應稅收入和納稅所得的計算和確定問題，而這必然涉及到企業收入的確認、成本費用的開支范圍和開支標準問題。過去，我們一直是實行稅法、財務、會計“三統一”的制度。在財務管理體制歸位以后，國家已不可能再通過財務制度(還可能包括會計制度)去貫徹稅法，這樣，就可以實行三者的分離和脫鉤，而同時要加強的就是要實行應稅調整工作。
(2)財務制度與公司法的關系。目前國家財務制度中涉及有關公司法的內容主要有：出資的規定、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的規定、驗資的規定、利潤分配的規定、提取公積金的規定，以及企業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規定等。這些已在公司法中規定的內容在財務制度中就無需再予以規定。
(3)財務制度與證券法的關系。我國現在還沒有證券法。證券法規定證券市場參與者的上市規則和交易規則，其中涉及到包括很多財務方面的指標在內的上市標準，這些標準如何處理與財務制度的關系，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筆者的想法是這些標準可以由企業作為本企業財務制度的內容，以刺激企業按照上市公司的標準來強化本企業的財務管理。
(4)財務制度和會計制度的關系。二者的規范對象并不一致，不能象目前一樣，財務制度和會計制度在很多的內容上是重復的。財務制度回歸企業以后，在遵循會計準則的前提下會計也必須回歸企業。要處理好財務制度與會計制度的關系，主要就是明確二者規范的內容，既不能留出空白地帶，也不能再有所重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