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暴雨洗刷了整座城市，過曝的太陽似是要將人烤化，狹小的休息室大大小小的擠進了四名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和一位長者，“我父親叫余敬和，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村家庭。1931年9月，我父親加入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兩過雪山、草地。那個時候，是紅軍反圍剿的時候，紅軍要從金寨縣轉移，他就和他們一起走了，不比現在，那時直接跟著部隊就走了。后來，張國燾和毛主席分裂，張國燾把我父親他們一部分人帶了回來，但是我父親他們被帶回來的這一批人，意志堅定，就自己返回去找紅軍中央了。”說起父親當年的故事，余叔叔既是感慨萬千又為父親感到驕傲，當聽見兩過雪山草地后，紅軍人數已只有不到一萬人的時候，我的內心狠狠地揪緊著，余叔叔平靜的語氣之下是挖野菜、吃樹根、每天都有戰友犧牲的那段悲壯的行軍。透過余叔叔的身影，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挖草根充饑的軍人，看見了被沼澤地瞬間吞沒的士兵，看見了僵硬凍死的戰士，看見了尸水橫溢的草地，看見了在雪山之巔最高的紅軍墓，我看見了他們精神的高度。一句心底的“謝謝”道不盡我們深深的感激，下定決心，做一個有如炬火一般的人，正如魯迅先生所寫的那般“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可能有人會問，“紅色教育、宣傳真的能起到醍醐灌頂，猶如晨鐘暮鼓般的作用嗎？你所做的所寫的是否只是一種形式主義呈現呢？”這個回答毋庸置疑是否定的。當聽見余叔叔曾經也是一名消防兵，在二十幾歲的血氣方剛的年齡，他和戰友們堅守著每周空余時間都去幫扶老紅軍日常起居的約定時；當聽見武漢的學生不遠萬里前來，只為聽老紅軍們做報告、講述當年故事時，一瞬，這個問題的答案浮出水面，是潛移默化，是耳濡目染，是賡續傳承。
“如何將特定環境下的文化（指革命斗爭時期的紅色精神）轉化為和平年代下的文化教育？”這是一個紅色文化如何順應時代要求的問題，在與金寨縣紅色文化研究中心胡主任進行思想交流過程中，收獲頗豐，讓我最為關注的即是這個發展問題，他提到家庭文化，家風建設才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賦予傳統精神力量新意義的關鍵。我們領悟到，要將革命文化為個人社會國家所用，成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至關重要。要從人類發展規律層面看待革命留下的寶貴教育意義，生活即教育。只有在家庭教育中做好引導、學習、傳承，紅色革命文化才能真正的深入人心，在新時代被賦予新意義，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而與此同時，作為個人，對歷史不僅僅是看，更多的是從文字中感受到歷史，從歷史的苦難中體驗、學習、感同身受。這就是文字的力量，這也是教育的意義。之所以說家庭教育至關重要，是因為教育、宣傳僅僅是提供學習的途徑，真正的關鍵在于思想的影響，現在紅色精神的傳承重點不是在于強硬地灌輸知識，而是培養個人意識和對于紅色基因傳承的思維建設和實際踐行。
最后的最后，胡主任的一句話很打動我，他說：“我們每個人不是都要去做大事，大的事情也是由小的事情組成的，我們要把小事做好，做炬火，發一點光也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