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戰略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自貿區戰略已然成為我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改革開放的新思路。在這一思路指引下，我國繼續探索促進跨區域協同發展的開放戰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2016-2020年)》(簡稱“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逐步構筑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加快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國-海合會、中日韓自貿區等談判，推動與以色列、加拿大、歐亞經濟聯盟和歐盟等建立自貿關系以及亞太自貿區相關工作，全面落實中韓、中澳等自由貿易協定和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繼續推進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加2013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時強調，鋪就面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至此，“一帶一路”戰略清晰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而不久前出臺的“十三五”規劃更進一步提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圍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健全“一帶一路”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各類基金引導、企業和機構參與的多元化融資模式，加強同國際組織和金融組織機構合作，積極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設，發揮絲路基金作用，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臺。
我國勾勒并付諸實踐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重點在于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兩大國家戰略同是順應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潮流，同是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面向國際、輻射國內，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倒逼國內經濟改革，同是旨在提升我國在國際經貿規則中的話語權。兩大國家戰略使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躍然紙上。然而，兩大國家戰略也各有側重。自貿區戰略涵蓋自由貿易區協議的簽署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部署兩大內容，通過市場開放和改革創新，與國際投資規則發展新趨勢接軌，促進法治中國的建設。而“一帶一路”戰略則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促進沿線各國貿易投資金融多領域合作和聯動發展，謀求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同時通過擴大外需化解中國國內產能過剩窘境。[1]為此，如何將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更好對接和融合，成為當前亟需研究的重大課題。
二、金融規制權的內涵外延和研究視角
何為話語權和法權?法國哲學家福柯在《話語的秩序》中寫道：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以權力。話語權的獲得一是靠實力。國家話語權與國家的實力消長密切相關。國家實力越強，越容易擁有話語權。[2]后次貸危機時代我國經濟實力提升，繼而在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話語權增強，便是有力的證據。二就是靠平臺。當前我們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話語權的提升也需要搭建互聯網平臺。有學者進一步探討國際金融話語權的內涵與特征，提出國際金融話語權主要涉及誰對誰說、說什么和如何說等三個層面，并指出我國應理性選擇溝通、交流與對話的方式，從強化話語權意識、構建本土化金融理論、增加國際金融組織投票權、主動設置國際金融議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及爭奪國際金融定價權等六個方面來有效提升國際金融話語權。[3]而關于法權，有學者在本世紀初探討法權中心的提法和內容，將法權界定為反映權利權力統一體的法學范疇，認為法權的外延是法律承認和保護的各種“權”(包括自由)，內涵為一定國家或社會的全部合法利益，是作為各種“權”的物質承擔者的全部財產或財富。[4]另有學者對憲法秩序下的經濟法法權結構進行探究，提出保障基本經濟人權的憲法思想應成為經濟法法權制度建構的指導思想，權力法定、法律保留、正當程序及責任控制等應成為經濟法法權結構設置堅守的原則，并概括為以法律實現對權力的控制應成為經濟法法權結構設置的重要內容。[5]
本文所提出的“金融規制權”和法權或話語權有什么關聯呢?我們知道，金融法是經濟法的分支部門。那么，金融規制權是不是經濟法法權的一部分呢?經濟法法權強調法律對基本經濟人權的保障和對權力的控制。那么金融規制權，是否也有對權力控制之意?如此，是否僅限于此?其實并不盡然。金融規制權包括了法律對金融人權的保障和對權力的控制之涵義，但同時也囊括了金融行業自律性規則制定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等方面內容。
金融規制權不同于金融規制，體現的是金融規制主體要素之間的法律關系。金融規制權不是單一的權力或權利，而是放置不同層面承載不同內涵的法權。金融規制權也不同于金融話語權，但二者又有交叉。話語權是一種表征權力，而規制權是一種內置權力。規制權的范圍和強度決定了話語權的大小和強弱。國際金融規制權既不同于國際金融話語權，也不完全等同于市場規制權。國內有學者將市場規制權界定為，公共機關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種直接限制市場主體的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公權力，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塑政府經濟職能的產物，與宏觀調控權和公共投資管理權一起構成現代社會中法律賦予政府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適當干預經濟生活的三大基本經濟職權。[6]金融規制權也涵蓋了兼有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公權力，但僅限于對資本市場主體和活動的規制范圍。金融規制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和政府對于一國金融要素(金融市場、金融活動、金融主體等)進行規制的權力，集立法權和監管權于一體;二是自律性機構對金融要素進行規制的權利，主要體現為各類交易所制定自律性規則。金融立法權在我國體現為國家立法機關對內進行金融立法和對外簽訂金融規則;金融監管權在我國體現為國家行政機關對內進行金融監管和對外協調金融監管合作。金融監管權的范圍包括哪些內容?具體而言，就是對哪些主體和事項必須監管，以什么方式進行監管，如何把握和衡量監管的度。國際金融規制權的提升和實踐能夠倒逼國內金融規制權的改革和發展，而國內金融規制權的實踐反過來能夠帶動國際金融規制權的提升，因此，形成良性互動的態勢。一方面，我國通過變被動為主動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另一方面，我國提升國際金融規制權能夠帶動國內金融規制的改革。[7]
三、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和融合的金融規制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加強頂層設計、謀劃大棋局，既要謀子更要謀勢，逐步構筑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使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更加緊密、往來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由此可見，我國提出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時，已將“一帶一路”區域合作納入其中。當前，自貿區戰略正換擋提速。一方面，自貿試驗區擴圍、擴區。2015年3月廣東、天津、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以及進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方案提出，廣東、天津、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擴展區域后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要貫徹“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挖掘改革力并破解改革難題。而不久前，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其中，河南和陜西自貿試驗區建設圍繞“一帶一路”：河南省著力建設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陜西省則打造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探索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另一方面，我國近期先后和韓國、澳大利亞正式簽署自貿區協議。兩大自貿區涉及領域眾多，看齊當前世界高標準規則，是我國構筑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的重要里程碑。[8]無論是擴圍、擴區的自貿試驗區，還是高標準規則的自由貿易區，都與“一帶一路”戰略緊密對接。
為了部署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于2015年3月28日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稱“愿景與行動”)，提出“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進一步提升、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基本形成”的框架思路、“積極同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商建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暢通之合作重點以及“加快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沿海開放態勢。由此可見，我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部署中，也將“自由貿易區商建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置于核心位置。兩大國家戰略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容局面。
自貿區戰略的實施強調金融創新制度和金融市場開放。廣東自貿試驗區要擴大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推動人民幣作為與沿線國家和地區跨境大額貿易計價、結算的主要貨幣，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擴容后的上海自貿試驗區，要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聯動發展，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先行先試、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建設面向國際的金融市場以及完善金融監管。[9]而“一帶一路”的實施涵蓋“資金融通”體現在以下幾個領域：(1)貨幣金融合作，包括亞洲貨幣穩定體系建設、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范圍和規模;(2)投資金融合作，包括亞洲投融資體系建設、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支持沿線國家、企業及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等;(3)金融組織建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籌建、絲路基金組建運營;(4)多邊金融合作，包括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務實合作;(5)金融監管合作，包括簽署雙邊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在區域內建立高效監管協調機制。
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都涵蓋金融規制要素，但又有不同側重。前者強調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后者強調金融合作和金融建設。在金融規制維度上探討兩大戰略如何進行對接和整合，成為兼具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有益嘗試。為此，初步提出以下四條金融規制路徑。
(一)提升我國國際金融規制權，對接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當前，國際金融規則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和引領。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oundation,IMF)和世界銀行集團(WBGroup)中，發達國家占據主導話語權地位。美國依據IMF的加權投票機制(WeightedVotingRights)擁有一票否決權(對于需要經過85%多數通過的決策事項)，并且美國因素居多的IMF貸款條件因其對于受援國苛刻的附加條件，一直以來頗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詬病。二是巴塞爾委員會推出的一系列國際銀行資本充足監管規則、有效銀行核心原則、跨國銀行監管合作等國際金融慣例，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和監管機構的實踐探索和問題反映。而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金融規制話語非常微弱。這些國際金融慣例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卻起到了事實約束作用。拿舉世矚目的巴塞爾資本協議為例，其中規定的8%的資本充足率、全面風險監管原則要求已成為主要商業銀行嚴格遵循的指標。我國也在法律層面頒布實施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以對接巴塞爾資本協議三的相應規定。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不斷創新發展，我國在國際金融規制體系中的地位也相應得以提升。
一是次貸危機正囂其上時，在倫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上決定成立金融穩定理事會[10](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成員擴至包括我國在內的所有二十國成員國。而在此前三個月，我國剛剛加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新型的全球金融治理平臺，或者是全球金融危機催生的產物，或者是現有國際金融制度不合理不公平所引致的另辟新徑，都是對現有全球金融治理格局調整的有益嘗試。2008年次貸危機催生的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在很大程度上就發揮著制定與執行全球金融標準、推動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作用。
二是IMF份額治理和改革進程推動我國在國際貨幣金融規制體系中話語權的提升。IMF成立七十年余，經歷了數次國際金融震蕩和危機，并發揮著“救火隊”的作用。盡管各界褒貶不一，但毋庸置疑，IMF擁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普遍的法治性。然而，IMF因嚴苛的貸款援助條件以及加權表決制下的一國“一覽獨大”，受到越來越多的詬病。歸其本源，IMF份額分配是問題的源頭。IMF理事會于2008年4月通過了份額與話語權改革決議，首次改革基本投票權制度，從原來的250票增至750票，以提高低收入國家的話語權和參與度。該決議特別增加54個成員國的份額，旨在加強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性。該決議于2011年3月3日生效。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之后，IMF理事會于2010年年底批準了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按照該方案，中國的份額將大幅提升，從之前的第六位躍升至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成員國。金磚五國中的四國——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將位列于IMF的前十大股東。2013年1月IMF完成了對現有份額公式的全面審查，執董會向理事會提交了報告。[11]該審查的結果將作為執董會第15次份額審查出臺新份額公式的依據。IMF對份額總量和份額比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改革，可謂在全球治理改革進程中邁出了重要一步。而此后幾年，由于擁有超過15%投票權的美國未予以批準，該改革方案一直處于停滯狀態。直至2016年1月26日，包括《理事會改革修正案》在內的IMF份額和治理改革一攬子方案才正式生效。我國的IMF份額比重上升至6.77%，投票權重上升至6.43%，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三是在世界經濟動蕩前行、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我國提出并推動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設立。亞投行為我國更多參與并引領國際金融規則制定鋪設了軌道。我國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以來，眾多歐洲國家及其他各國紛紛申請加入亞投行。2015年5月，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就協定文本達成共識，6月底《亞投行協定》在北京簽署，目前進入已簽署成員國在國內完成相應批準程序的階段。《亞投行協定》中有兩個關鍵字：認繳股本和投票權。域內成員認繳75%，域外成員認繳25%。其中，中國認購297億，股本占比30.34%，投票權占比26.06%。而對于亞投行重大決策要求75%投票權通過而言，中國是有一票否決權的。但是“中國在亞投行成立初期占有的股份和獲得的投票權，是根據各方確定的規則得出的自然結果，并非中方刻意謀求一票否決。今后，隨著新成員的加入，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可能被逐步稀釋。”[12]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亞投行雖然份額占比最重，但亞投行將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這一規定可謂是對外界質疑中國完全主導亞投行的有力回應。而亞投行作為新型的由發展中國家倡導設立的國際金融組織，在具備國際金融組織的基本特質的基礎上，也有必要對曾受詬病和質疑的制度進行適當修正，以使份額功能更能發揮實效。亞投行雖屬區域性金融組織，但從籌建到設立，區域外國家積極響應并加入，為亞投行添加了多邊和全球金融組織的特性，使亞投行這一亞洲區域治理平臺具有了全球視野，并在全球治理意義上產生了重大沖擊。[13]亞投行旨在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體現全球金融治理目的是推動金融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的價值觀。一方面，通過與既有的多邊開發銀行和區域開發銀行競爭，促使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制度朝發展中國家希望的方向改革。另一方面，通過與既有的多邊開發銀行和區域開發銀行合作，促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內形成更有效的對話合作機制。[14]亞投行設立的目的是為亞太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從而實現區域內互聯互通，進而有助于推進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因此，亞投行的成立和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戰略形成聯動和對接。
提升我國國際金融規制權，需要圍繞規制權內涵展開。一是我國國際金融規制主體地位的提升，體現為在國際金融組織中份額投票權重增大、新型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主導發起設立、國內金融機構對大宗商品國際定價的參與等方面。二是我國國際金融規制客體的設置主導，需要我們洞悉全球經濟和金融敏感事件的發展與動態，挖掘未來國際金融規制客體要素，從而引導規制客體的設置、發揮規制主導作用。三是我國國際金融規制內容的話語權，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區域金融合作發展等領域，我們要思考和實踐如何將中國聲音更及時、準確地傳播出去，特別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堅持中國立場，有序推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領域計價和結算進程。
(二)抓好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節奏，融合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自入世以來，我國按照入世承諾穩步開放本國金融服務市場。這是多邊框架下的金融市場開放路徑。WTO旨在推進貨物和服務貿易逐漸自由化(gradualliberalization)，具體就金融服務貿易而言，成員國就金融服務部門作出特定市場準入承諾。我國在加入WTO議定書中作出了開放保險、銀行和證券服務市場的承諾。五年過渡期結束，我國已全面履行入世時就金融服務業所作的開放承諾。鑒于金融行業所具有的特質以及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力度不同，不同的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保險市場開放力度最大，銀行市場其次，證券市場隨后。
隨著我國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協定的生效，我國按照協議相應開放本國金融服務市場。這是區域和雙邊框架下的金融市場開放路徑。進入到后WTO時代，全球多邊經濟體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自由貿易區等區域經濟安排異軍突起、如火如荼。我國也不例外。截至2017年1月，我國對外簽訂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已達14個，包括不久前簽署的中韓自貿協定和中澳自貿協定。而備受矚目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也進入到第八年長跑，其中負面清單出價成為談判焦點和難點之一，包含金融市場開放的負面清單談判將對我國金融監管能力提出新的挑戰。
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率先推出、第二批廣東、天津和福建自貿試驗區的掛牌以及第三批7個自貿試驗區的新設，是單邊框架下的金融市場開放路徑。上海自貿試驗區2013年8月22日經國務院正式批準，于9月29日正式設立，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2014年6月30日，備受關注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4年修訂)》正式發布。負面清單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及代碼》(2011年版)分類編制，包括18個行業門類。其中，金融業列在第十類，涵蓋了貨幣金融服務、資本市場服務、保險業及其他金融業。[15]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于8月1日起施行。2015年3月自貿試驗區擴圍、擴區后不久，國務院辦公廳正式發布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也稱為自貿區2015版負面清單，共122項特別管理措施，同時適用于四大自貿區。其中，金融業列在第八類。相比2014版負面清單，2015版負面清單關于金融業的特別管理措施規定更細致、分類更明確。前者共4條、4項，包含貨幣金融服務、資本市場服務、保險業及其他金融業，后者共10條、14項，包含銀行業股東機構類型要求、銀行業資質要求、銀行業股比要求、外資銀行、期貨公司、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證券和期貨交易、保險機構設立及保險業務。
以上是多邊、區域和雙邊、單邊三個層級框架下的我國金融市場開放路徑。為更好融合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這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有必要抓好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節奏，部署好下一步三層級框架下的我國金融市場開放路徑。金融市場開放節奏意味著要把握好金融業市場準入的領域和業務。對于外商投資金融業而言，國外通行的做法是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我國已在四大自貿試驗區和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采用負面清單模式。而值得關注的是，國務院日前正式發布《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將啟動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這就意味著境內外投資將適用一致性的負面清單管理措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包括禁止準入類和限制準入類，要堅持法治原則、安全原則、漸進原則、必要原則和公開原則。按照先行先試、逐步推開的原則，先在部分地區(主要是四大自貿試驗區及其所在省行政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金融市場開放不僅有內生的動力，更有外在的推力。我國正在和將要商簽的自由貿易區協定中涵蓋的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是區域和雙邊框架下金融市場開放路徑。這是在當前多邊路徑受阻艱難前行情況下的一種更有效路徑，也是抓好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節奏的關鍵環節和重要突破。
(三)改革我國國內金融監管方式，整合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上海自貿試驗區首先推出，隨后擴展至廣東、天津和福建等第二批自貿試驗區，以及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等第三批自貿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自掛牌至今經歷了金融改革“1.0版”、“2.0版”、“3.0版”三個階段。與之相對應的是國務院《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一行三會”支持自貿區建設的“51條”意見及其實施細則、以自由貿易賬戶為核心的風險管理系統投入使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分賬核算業務境外融資與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實施細則(細則)》。上海自貿試驗區的金融監管改革模式，即從事后監管向事前和事中監管方式轉變，為面向全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提供先試先行范例。自貿試驗區中，上海、廣東、福建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天津則對“一帶一路”的國內核心區域和相關國家具有經濟輻射與聯動作用。由此可見，自貿試驗區的金融監管方式改革先行先試，能更好整合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在于貿易投資的便利化，而投資便利化給金融創新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對金融監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金融監管屬政府干預市場之范疇，金融監管方式的改革則需要厘定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明晰監管權力邊界和權力控制、劃定硬法規制和軟法規制的領域。自貿試驗區的金融改革在強調轉變政府職能的同時更加注重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資者保護制度的作用，在鼓勵市場創新、擴大市場開放的同時更加注重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的建立。就有學者提出在我國金融市場風險補償和保障機制的相關法律制度建設過程中，須改革既往計劃思維下的行政權力運行模式，建設一套與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相匹配的金融市場風險補償和保障機制。[16]我國目前仍以分業監管模式為主，雖然已有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等監管改革實踐，但成效不明顯，有必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而以規則為基礎的監管模式在實踐當中也面臨諸多困境，應適時考慮吸納原則監管之優勢，可考慮將原則引入監管規范體系，將監管對象遵守原則的情況納入風險監管評價指標體系，使之成為監管機構對監管對象實施分類監管、采取差異化監管措施的間接依據。[17]
當下，金融已邁入到“互聯網+”時代。互聯網金融尤其是股權眾籌不僅被作為經濟體制創新尤其是引領投融資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推動金融監管創新的市場內生動力。互聯網金融風險規制的核心問題仍然在于投資者和金融消費者保護，互聯網金融風險規制的邏輯在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和實現投資者風險吸收能力與金融資產風險相匹配。[18]
此外，改革我國國內金融監管方式，還應注重發展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們要推動各項金融改革措施，需要集思廣益的安排和決策部署過程，需要符合中國實際的改革設計，需要政府建設中國特色新型金融智庫，給予金融智庫信息共享權，并調動這些智庫力量，制訂達到決策需求和專業化水準的實施方案，為規制方案和決策提供依據和服務。[19]
(四)推動我國自律金融規制發展，服務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交易所的自律規制是我國自律金融規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律規制權的主體和客體分別是交易所本身和市場主體。交易所的自律規制，相較于政府的行政監管，具有自我規范、自我約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特點，背后是減少政府介入和干預私人領域及市場自治的哲學理念。[20]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都將交易所及其實行的自律管理納入法律的框架下，自律管理成為法律制約下的“法定自律”。[21]在這點上，國外發達資本市場的交易所等自律機構往往強調并實踐自律管理這一固有權利，甚至與政府干預和管制市場針鋒相對。而我國證券交易所在這點上往往居于被動的地位。國內有學者指出，我國證券交易所在經濟轉軌背景下建立和發展，具有權利和權力的雙重屬性，與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及證券監管機構之間形成復雜的難以言清的法律關系。上海證券交易所在提供商業屬性市場服務的同時，更多地是在履行市場監管的職能，包括但不限于制定自律性業務規則、監督管理上市企業、監督管理會員公司以及監督管理證券交易。但在我國證監會對資本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的框架下，交易所也是被監管對象。[22]此外，以期貨自律規則為例，期貨行業的自律性組織包括中國期貨業協會[23]及各期貨交易所，中國期貨業協會制定的自律規則包括《期貨從業人員資格管理規則》、《期貨從業人員職業行為準則》、《期貨公司信息技術管理指引》、《期貨公司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規則(試行)》等。在“一帶一路”戰略部署實施的過程中，期貨創新產品如外匯期貨能夠為國內企業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融資提供外匯風險緩釋工具。這就需要期貨交易所積極研究和籌備外匯期貨產品的推出，出臺相關的自律規范，助推國內企業走出去實現轉型升級、規避外匯風險，從而服務兩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
結論
金融規制權的研究視角為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和融合提供了新的法律路徑。在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大棋盤下，既要謀金融市場開放之子，也要謀金融市場改革之子。對外開放，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提升金融話語權;對內改革，推動包括金融組織體系、金融要素價格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在內的金融體系改革，完善金融規制權。提升我國國際金融規制權，圍繞規制權內涵展開。不僅要提升我國國際金融規制的主體地位，主導我國國際金融規制的客體設置，更需要我們提升我國國際金融規制內容的話語權;在多邊、區域和雙邊、單邊三個層級框架下繼續有序推進我國金融市場開放路徑;先試先行改革我國國內金融監管方式，厘定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明晰監管權力邊界和權力控制、劃定硬法規制和軟法規制的領域;推動我國自律金融規制的發展，更好踐行自律管理是法律制約下的“法定自律”這一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