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未艾的技術革命不斷促進經濟的全球化，而隨著知識經濟縱深化的發展，傳統產業鏈逐漸演變為知識創新和價值創造的網絡，成為企業創新最活躍的領域之一。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芮明杰教授提供了一個將模塊化、產業鏈和知識創新熔于一爐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知識創新如何嵌入產業鏈的發展之中，知識整合的模式如何隨之演變的過程。繼而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分析了身處后危機時代中國企業知識創新的現實境遇，并提出了應對之道。
　　金融危機和技術革命的雙重沖擊
　　國際金融危機步入第六個年頭，雖然已無肆虐之憂，但余威猶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發達國家政府債臺高筑，新興經濟體結構性短板日益凸顯，中國的增長引擎也趨放緩，今年6月，PMI接連三個月在榮枯分界線上糾結不已，不斷考驗著人們的信心和耐心。
芮明杰
　　此前為了應對危機，中國推出了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雖然保持了經濟的增速，但也帶來了極大的通脹壓力，加上近年來政府對普通勞動者權益加大保護力度，客觀上推高了工資水平，加大了企業的用人成本。國際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產業結構缺陷暴露無遺，對國外市場的過度依賴、對投資與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對資源和環境消耗的過度依賴，給前行的中國經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使原有以自然資源、勞動力為比較優勢基礎的競爭力逐步弱化。當前，中國已經由對西方產業鏈的“依附發展”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尋求主導權邁進，西方發達國家會以應對危機等為理由，更加公開地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抑制”中國的發展。凡此種種都是迫使中國企業探索新的內生發展模式的外在驅動力。
　　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使產業鏈的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網絡狀產業鏈脫穎而出并逐漸成為主流。傳統的產業鏈是縱向關聯的，也就是按照從上到下、從投入到產出的前后向聯系進行組織的；而在網絡狀產業鏈中，傳統產業鏈被縱向分解和模塊化重構，產業鏈上的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模塊化單位，按照一定的規則與其他企業形成縱橫交錯的網絡狀的關聯結構。與傳統產業鏈基于有形產品的關聯不同，網絡狀產業鏈的關聯主要表現為知識關聯，模塊之間的聯系已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縱向和橫向的聯系，交織在網絡之中。網絡狀產業鏈與傳統產業鏈的種種差異進而也對企業的知識創新產生了影響，如表1所示。
產業鏈形態的變化及其對知識創新的影響
　　正當人們對盤亙不去的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應接不暇之際，第三次工業革命又撲面而來。其中，新材料、新能源、互聯網成為主要的創新領域，數字化制造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亮點。美國對頁巖氣的大規模開采利用使其能源開支大幅降低，不僅有助于美國削弱新興經濟體的成本優勢，而且降低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創新成本。3D打印不僅速度快、靈活度高，而且門檻低，大幅降低了研發成本和創新風險。芮明杰教授認為，滿足多樣化和不確定的市場需求有許多途徑和方式，網絡狀產業鏈只是其中之一，正在快速崛起的3D打印也是極具潛力的一種方式，而且最有可能成為重塑產業結構的技術。
　　舵手與模塊
　　芮明杰教授強調，理解模塊化分工是把握網絡狀產業鏈中知識創新的關鍵。傳統的分工即專業化分工，例如福特汽車的流水線生產模式，追求的是大規模生產體系下的高效率。與傳統的分工提供標準化產品不同，模塊化分工的出發點是滿足日益多樣化需求，通過對各模塊單位的協調，不但可以提供個性化產品，而且可以兼顧生產效率。一般專業化分工與模塊化分工的差異如圖1所示。
一般專業化分工與模塊化分工的差異
　　一般專業化分工是基于投入—產出關聯的線性分工，演進順序是從產品分工開始，到零部件分工，再到工序工藝分工，即在產品分工的基礎上，一些零部件被分離出來，由專門的生產單位完成。而隨著分工的細化，生產工序和工藝被不斷分割成更小的單位，分工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各分工部件的生產設計需要按照系統事先設定的標準進行，由于每個工序之間存在前后向的內在關聯，因而各部件不能獨立自主地進行創新，否則創新后的部件將很難進行下一個工序的生產加工。這種分工方式下的每一個部件從設計到加工都被預先固定，因而最終產出的是標準化的產品。
　　模塊化分工是基于知識的前后向關聯，按不同功能將一個復雜的系統分割成一個個互相獨立的模塊，每一個模塊都生產具有獨立功能的部件。一方面在模塊內部可以獨立地進行創新而不必考慮其他模塊的影響；另一方面模塊與系統存在一個“接口”，只要滿足“接口”的條件，模塊之間就可以隨意地進行組合。這樣，就可以通過模塊化的分解與組合，生產個性化產品。
隨著模塊化分工的深化和產業鏈的網絡化，產業鏈中原有的企業演化為兩種基本類型：第一類是系統集成商，作為系統的設計者和規則制定者，模塊集成商主要負責產品的設計規則制定、成品組裝、系統集成與升級乃至營銷等產業核心價值環節。第二類是模塊供應商，在系統設計規則的指導下，模塊供應商負責某類具體模塊的研發、加工制造、裝配、檢測等環節。
　　為了突出兩者的區別，芮明杰教授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將前者稱為舵手企業，將后者稱為模塊企業。舵手企業是整個系統的規則設計者與集成者。作為模塊的分解者和模塊化產品的整合者，舵手企業負責決定模塊的聯系規則（設計規則或界面規則），確定模塊的分解方案、模塊之間的聯系界面安排、模塊標準的衡量以及模塊的整合路徑與方式。模塊企業負責模塊的設計和研發．獨立完成模塊功能。除了界面規則等“接口”信息外，不必考慮其他模塊的設計思路，憑借自己的專用性資產、特殊知識、特殊技能等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但作為規則的遵循者和被集成者，通常處于從屬地位。
　　知識整合的三種模式
　　知識創新能否實現，關鍵在于產業鏈中是否存在一個良性機制，這種機制能將散布于舵手企業和模塊企業中的知識進行有效整合，將單個的模塊知識資源最終整合為網絡狀產業鏈的競爭優勢。通過對創新活動的引導、協調和控制，創造有利于知識流動的平臺環境，為知識創新活動提供保障，使各成員在知識創造的基礎上，進行知識轉移、知識共享，促進成員之間知識的交換和吸收，最終實現知識整合。
　　根據知識創新的主導者和整合方式，芮明杰教授將網絡狀產業鏈中的知識整合分為三種模式：自上而下、上下互動、自下而上，其差異與對比如表2所示。
知識整合的三種模式
　　為了更加直觀地講解這三種模式，芮明杰教授特意舉了智能手機產業的例子。那么這三種整合模式是否有優劣之分呢？芮明杰教授認為，整合模式并無優劣之分，只有適合與否。塞班系統和iOS系統同屬自上而下的知識整合模式，為什么在塞班系統走向衰落的同時，iOS系統能夠異軍突起？芮明杰教授認為，其中固然跟諾基亞和蘋果兩家舵手企業乃至企業家有關，但從知識創新的角度解釋，塞班系統在由諾基亞主導的時期，環境的不確定性逐漸增強，其知識整合效率降低，不能有效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蘋果在同期正在精心打磨自己的又一個“超級硬件”—iPhone，盡管在款式和型號上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標準化的產品，但蘋果另辟蹊徑在應用軟件的第三方開發上打造了一個高效的商業生態系統，把產業鏈中模塊企業開發出的技術有效地整合起來，推出多樣化的內容產品，有效地應對了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并迎合了個性化的需求。
　　芮明杰教授表示，不能以商業上一時的成敗作為三種知識整合模式的評價標準。環境是在變化的，有時進入劇變階段，有時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企業要適應環境，就要選擇不同的知識整合模式或者在不同階段調整原有的模式。在谷歌主導的安卓系統中，舵手和模塊企業共同參與規則制定并推動規則演進，開放性強于iOS系統，谷歌給硬件商相當大的自由度，使像三星這樣的合作者享有更為廣闊的發揮空間，兩者在網絡狀產業鏈中緊緊地聯合在一起，成功地向蘋果發動了挑戰。對屬于上下互動整合模式的Linux系統，作為一個分散式自主創新的代表，盡管市場占有率始終在低位徘徊，但我們仍然不能小視，其在特定的領域和用戶群中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加之其特有的高度的網絡柔性，發展前景依然未可限量。
　　中國企業知識創新的出路
　　在國際競爭的舞臺上，堪稱知識創新的舵手的中國企業可謂鳳毛麟角，華為、中興作為通信設備領域的執牛耳者算得上突出的代表。芮明杰教授表示，中國舵手要想持續保持領先，首先，要依據自身的技術特性和涉足業務，選擇一個符合戰略定位的知識整合模式，在網絡狀產業鏈中營造和維護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其次，不要沉醉于既有技術軌道上的遙遙領先，必須特別注意潛在的替代性技術的演化動態，警惕主導地位被新技術的崛起所顛覆。
　　多數的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和產業分工，都是處于“微笑曲線”中間的低端環節，即使躋身于網絡狀產業鏈之中，也是被集成的模塊企業。這些企業的出路主要有三條：一是將現有環節和模塊做到極致，就像富士康，雖然有這樣那樣一些問題，但其生產系統的靈活性和高效性在全球制造加工領域是名列前茅的。作為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富士康由于把代工做到極致，也形成了不可替代的能力，看起來是被集成者，是模塊，但作為舵手的蘋果公司反過來也要依賴富士康。二是沿著“微笑曲線”攀升至利潤豐厚的兩端，從自身現有模塊出發，延伸或培養新的能力，最終替代附加值高的其他功能模塊。三是模塊企業志存高遠爭做舵手，要把眼光放到現有網絡之外，搜尋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新技術。用創業投資的心態，舍得在知識創新的基礎性研究上投入，或者與新興企業建立戰略聯盟，凡是有志于擔當產業舵手的中國企業，都應不遺余力地尋求破壞性創新的機會。
　　近年來，許多中國企業在國際金融危機陰霾未散之際，借著人民幣持續穩步升值的東風，在海外積極尋求收購知識資產或技術。芮明杰教授認為，中國企業對引進技術和收購知識資產抱有濃厚的興趣，首先是一件好事，表明咱們的企業跨國并購的意識水平提高了，不像原先一味追求原材料和能源等重資產，現在更加側重吸納技術、專有知識等輕資產和軟資產。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用錢來買技術需要特別注意兩點：第一，購買海外技術是否劃算，不能看人民幣對美元等外幣升值了多少。因為買回來的技術也存在“貶值”的風險，如果我們對技術趨勢和市場需求把握不準，對購買標的甄選不當，購買時覺得便宜，使用時就會吃大虧。第二，技術是有生命周期的，總有“貶值”的一天。所以，不僅要依據自身市場定位和能力培育的目標，買對、買準技術，從根本上提高技術的利用效率，更要加大后續開發的力度，延長技術的有效期。
　　作為中國廣大企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知識創新是一個長期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在長期的技術開發和能力建設中，企業很容易被短視的急功近利所干擾。芮明杰教授指出，許多企業靜不下心來踏踏實實地進行知識創新，要么面對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的研發項目，想投不敢投；要么面對急速增長的市場需求，想賺“快錢”。前者就會采用跟隨戰略，甘居人后；后者就會選擇直接購買現成技術，鎖定“短平快”的收益。企業忽視知識創新的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就容易被短期的利益所引誘、被暫時的市場繁榮所迷惑，在外部環境尚屬溫和有利之際，喪失積累知識資產和歷練創新能力的機會，最終削弱自身的長期成長潛力。
　　知識創新在微觀上要靠企業自身苦練內功，在宏觀上也離不開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這是芮明杰教授一貫的看法。但以往的政策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例如，高新技術企業可以享受一系列優惠政策，但資格認定的過程中存在不少漏洞。去年5月，科技部部長萬鋼就曾針對部分企業通過虛假材料獲得高新技術企業稱號一事，要求加強認定管理工作的監督檢查，確保政策的健康實施。政府相關部門已經注意到相關問題，對科研支持、資金投入、稅收減免、招商引資等政策進行反思和調整，盡管速度并不理想。芮明杰教授呼吁，政策支持也要跟上創新的腳步。就拿財政補貼來說，以往我們做的較多是補貼生產者，扭曲了資源配置，造成了產能過剩，后果正如目前中國光伏產業所遭遇的困境；近年來，我們開始探索對消費者進行補貼，在家電領域，繼“下鄉補貼”之后又推出了“節能補貼”，將選擇權重新交給了消費者和市場，較之單純的補貼生產者有更積極的意義。但也存在政策設計和落實方面的問題，與之類似的還有給予購買節能汽車的補貼，都亟待政府部門拿出改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