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師范大學 社會學 郭奕良
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陳剛因沒有向美國能源部披露其從中國的各類機構實體獲得的合同、合約以及獎項，于當地時間1月14日在其位于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家中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
陳剛教授不是個例。與陳剛教授遭受同樣命運的還有曾在阿肯色大學供職的華裔工程學教授洪思忠、曾在埃默里大學教學的華裔生物學家李曉江等一百多位專家學者。這些科學家們的遭遇，與一項由中國政府發起的“千人計劃”有關。對于這項計劃，千人計劃本是由中國政府實施的一項科學家引進計劃，目的是“從2008年始用5至10年時間，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引進2000名左右人才并有重點地支持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
但是，這樣的人才高地計劃，很遺憾地被美國打上了“間諜行動”的標簽。華盛頓認為北京此舉是通過引進正在或曾經供職于美國核心部門的人才，將美國的核心技術輸入中國。美國抓捕的科學家顯然不只限于華裔或華人科學家，一些西方知名學者也被指控有罪。美國馬薩諸塞州地區檢察官安德魯·E·萊林表示，“千人計劃”是中國政府精心謀劃的行動，旨在填補它認為的戰略空白，其中就包括納米技術。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方虹則指出，“千人計劃”與其他國家的人才引進項目類似，旨在促進科學領域的國際合作，美國這種指責是不正當的。
應當承認，中美之間的競爭客觀上確實存在，而中美兩國各自掌握的人才資源豐富程度，決定著這場競爭的勝負。只需簡單回顧歷史便可以理解人才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1900年的美國的工業化水平就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領域仍然落后于工業化排名第三的德國，而美國后來獲得的科技優勢乃至全球領導地位，則是因為美國吸收了全世界大量人才，特別是來自德國的科學家。不過，中美兩國對于人才資源所發揮的作用卻有著不同的認知。美國掌握豐富的人才資源是希望能維護其國際秩序領導者的地位，但中國則是為了提升本國科技實力以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現實證明，這種認知不同帶來的矛盾正在逐漸擴大，急需解決。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中國有句諺語，“解鈴還須系鈴人。”不想使中美兩國競爭演變成“修昔底德陷阱”——新興國家與守成國家的全面戰爭。就需要從人才資源方面去著手解決。用基辛格博士的話來說，中美兩國必須討論超過怎樣的界限兩國將停止繼續威脅對方，以及這個界限要如何定義。因此，在兩國的人才招聘方面，中美雙方需要在這一領域共同討論建立一個“界限”——也就是建立跨國人才招聘的對話制度。中美兩國共同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兩國有著密切的交流與合作，理應通過這一制度建立起兩國在人才招聘方面的戰略互信，管控分歧，促進合作。既能使兩國的國家戰略得以實施，不會進一步引起彼此的猜忌，又能促進全球的人才流動。雖然人才招聘或許只是中國與美國產生分歧的一個領域，但是戰爭的爆發往往源于國家之間對某一領域分歧管控的忽視。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一跨國人才招聘對話機制，建立的目的是為中美之間有關人才流動與招聘上的矛盾解決提供一個對話平臺。中美之間的關系，并不同于20世紀的美國與蘇聯。美國需要來自中國的優秀學生，中國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也需要美國的科技力量和它所培養的人才。比起無休止的相互敵視，選擇建立一個人才招聘的對話制度，凝聚共識，厘清分歧會是一個避免戰略誤判的選項。
其次，關于這一對話制度的組織、功能以及參與人員范圍，可以采取一個有原則但靈活的態度來加以安排。這一制度由兩國政府出面組織是應當且必須的，因為這一對話制度重點要解決的是華盛頓與北京在人才招聘方面的巨大分歧。
在這一制度下，兩國政府對話的內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兩國學者涉及的科研項目對彼此國家利益的影響；學者的經濟待遇等；對于雙方之間存在競爭的科研領域，可以通過這個平臺了解彼此的底線，尋求合作的空間；而在參與的人員范圍上，不止是官方的參與，還應允許兩國的科學家或者智庫參與到對話中來，推動科研交流、信息互通，為雙方的溝通與合作提供信息支持和意見參考。回顧50年代的歷史，剛剛在朝鮮半島結束廝殺，處于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就在華沙開啟了大使級會談，直至70年代兩國關系正常化，今天的中美兩國更應意識到解決中美兩國分歧的最好辦法是對話，而不是各自駕駛著兩輛即將相撞的巨型卡車，來賭誰會第一個調整方向。
最后，關于由誰來提出建立這一制度的倡議，我們認為中國將會是一個可能的選項。華盛頓并不愿意接受一個事實，就是美國已經不再是那個冷戰剛剛結束的美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已經在被打破，“良性霸權”的神話早已灰飛煙滅，美國對于國際義務的推卸已經使其他國家對美國產生了警惕。而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正在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對比中美兩國在構建國際秩序以及在人才流動上面的不同態度，可以看到由中國來倡議并組織一個人才招聘對話機制將是有希望的。
但是，這項跨國人才對話制度即便建立，也有可能名存實亡。華盛頓方面根深蒂固的充滿敵意的對華戰略認知證明這種擔憂并不是空想，事實上這種認知將成為建立中美跨國人才招聘對話制度的最大障礙。美國試圖沿襲過時的冷戰思維來應對中國的崛起，在美國大西洋委員會最新出版的模仿“冷戰之父”喬治·凱南“長電報”的“更長的電報”中，美國將中國再次描繪成了如蘇聯一般的“自由民主世界”的“威脅”，試圖繼續維持一個錯誤的目標——保持美國在所謂“自由世界”乃至全世界中的霸主地位，將這種霸主地位神圣化、固定化。然而令人覺得諷刺的是，曾經的美國，對自己的霸主地位是有著清晰冷靜的認知的，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總統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指出，由一個單一的國家在國際體系中長期占據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這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例外而非常態。
因此，美國政府根深蒂固的對華錯誤戰略認知，將使中美雙方在兩國科技人才方面的交流招聘或者合作這些問題上展開有意義對話——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希望變得十分渺茫。美國也不會容忍在又一個對話平臺上，中國會發揮與美國同等甚至更大的影響。然而中國對于美國來說猶如人身上的主動脈，美國一方面需要中國這條“主動脈”的存在，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卻又試圖徹底打壓中國，想要切斷美國這條“主動脈”。如果華盛頓方面沒有決心以認真務實的態度調整其錯誤的對華戰略認知，前文所構想的這個平等交流的對話平臺即使建立，也將失去它的存在意義。
對于華盛頓來說，人才競爭以及背后的綜合國力競爭，從來都是“贏者通吃”的，拜登強調美國應當聯合同盟國對于科技、貿易、知識產權等方面達成統一的標準，以便于遏制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回流。而這一統一標準的制定代表著民間交流和科技合作會摻雜更多的政治博弈，也就是說美國通過這種“集體影響力”制約中美雙方人才的交流，借助顯性或隱性的政治壓力威脅對話和談判機制的平衡性，從而使得中美之間即便建立了人才對話制度，也將流于形式，換言之，基辛格博士所期待的中美之間設立的所謂“界限”，會因為華盛頓方面的零和博弈思維而使得“界限”蕩然無存。
即便中美兩國先行討論彼此在人才招聘方面的“界限”如何去定義，我們也會發現華盛頓對于任何從美國到中國的人才流動充斥著各種形式的敵意，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動與人才競爭將會被貼上“敏感”的政治標簽。2019年美國政府對于STEM專業（數學、生物科學、技術、工程）的中國留學生拒絕簽發學生簽證，嚴密“防范”中國對于美國高科技領域的“剽竊”，這代表著美國對于中國嚴重缺乏戰略信任。美國通過所謂的“敏感”領域的標簽導致雙方界限的模糊化，扭曲化，為彼此的人才對話與流動增加更多變數。
所以，中美兩國之間人才對話制度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中國自身實力的強大以及主動發出相關的倡議，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對華戰略認知不能轉變，那么這一制度也無法發揮其應有作用。美國會成為一個“否定性的超級大國”——一個只擁有破壞能力而無建設能力的超級大國。所謂促進全球人才流動，使彼此人才能為兩國發展戰略服務的美好目標更將難以實現，中美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這一以合作為導向的制度設計應當是兩國所共同努力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劇不應該在21世紀的地球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