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董子竹】

　　1942年生于湖北孝感，1960年作為西安市委宣傳部培養對象，師從作家柳青下鄉學習。一年后，因對人民公社制度發表異議，聲援彭德懷，以政治犯身份在北京入獄13年。1981年平反后，任西安市戲劇研究所副所長，西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87年于九江江磯寺出家，潛心研習國學，曾任江西省佛學院客座教授，1998年還俗。先后出版了《與南懷瑾商榷—〈金剛經〉到底說什么》、《〈論語〉正裁》、《老子我說》、《〈舊約〉圣經東方解》、《〈新約〉圣經東方解》等著作，因其解讀角度獨特，頗受爭議。2003年起任江西正邦集團顧問至今，為總裁林印孫重要幕僚。

　　人這輩子是因緣驅使，并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藝術，1960年，作為西安市委宣傳部的培養對象，師從作家柳青下鄉體驗生活。我在農村接觸到了慘烈的政治斗爭，當時中國經濟處于崩潰邊緣。那年我18歲，年輕氣盛，對人民公社制度提出異議，聲援彭德懷，由此，以政治犯身份在北京入獄13年。這給我的靈魂打下深刻印記，我的一生都在思考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問題。

　　由于政治犯的特殊性，在監獄里有很多“牛人”。像當時北大《廣場》雜志的主編、副主編，1957年反右斗爭的那批人，還有一些宗教人士，如當時著名的神學教授田志康，他對我影響很大，帶著我讀完了整個哲學史。出來后才知道，他和我分享的都是當時最時興的哲學思想。我們背《資本論》、《反杜林論》，系統地研究了整套馬克思主義理論，想搞明白中國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像我們那么用功去學馬克思主義的，也只有在監獄了，外面的人都是拿它當飯碗。這段監獄時光練就了我的哲學功底。為了把一個東西搞明白，我從沒有任何后顧之憂，破釜沉舟，不顧后果，是我一生最大的特點。

　　當官·出家·斗南懷瑾

　　1981年，我被徹底平反，回到西安市文化局工作，任戲劇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美學。當時國內美學熱，像李澤厚、朱光潛、蔡儀的美學爭論，我都介入過。在哲學領域，我寫過文章批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真，他和毛 澤東、艾思奇的哲學觀點是對立的。我當時在《光明日報》、《文匯報》寫過不少文章，儼然是一個藝術理論家。但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人類現存的美學不夠透徹，“什么是美？”這個終極問題說不清。由此，我轉入人類文化學，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儒釋道領域。

　　我1984年開始研究國學，搞了3年竟然沒有搞明白，這是我此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情況。我的個性是越搞不懂就越要搞懂，當時就是因為這個出家，希望到廟里有高僧指點。大約10年后，我大致搞懂了國學。1998年還俗，原因在于：一是國家對宗教管得很嚴；二是寺廟系統內部水平低，基本都是農民出身，沒有真正能講經的人。

　　還俗后，我開始寫書。之所以針對南懷瑾，是因為我覺得當下中國解讀經典水平最高的還是他，沒有常識性錯誤，只是大方向和我不同。其他人硬傷太多，不值得一辯。

　　說來我的經歷是夠復雜的，我不想哪個地方是我該去的，或是我不該去的，我想的是到了一個地方，我在這里的生命活動包含的社會進步是什么，這是我考慮任何問題的出發點。任何地方，我不怕你多污濁，不怕你多高雅，你高雅我更高雅，你污濁我更污濁，但在這個過程中，我永遠守住自己的心。

　　幕僚要當張良，不當韓信

　　和正邦集團林總的緣分起于我寫的書。他讀了我的《老子我說》后很受觸動，讓我去正邦講《道德經》。我講完第一章，所有人都像聽天書一樣。他不放棄，花錢把我“養”起來，讓我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提建議。2003年下半年開始，我就住在正邦了。我和林總的關系就一句話：林總慈善，把一個老人養起來，能說兩句說兩句，能聊就聊聊天，大有孟嘗君養食客的感覺。

　　只做兩件事 我在正邦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大方向的決策。我長期關注宏觀經濟和文化的變化，對中國產業經濟走向有自己的看法，重要會議我都參與，尤其是方向性會議。開會時一般不說話，聽他們發言，觀察他們。二是看人，哪個人能用，能用到什么程度，哪個人可以大用，林總基本會聽我的意見，但前提是我從不替他做主。因此，我戲稱自己為“雙刀”食客，就做兩件事，其他的事情都不管。

　　我覺得自己看人還是挺準的，這或許和我長期搞文學有關系。文藝理論者，不僅是把作品看透，更重要的是看作者骨頭里是什么，透過作品看作者，從作者看社會。我看魯迅的作品，他就活在我眼前；我在西安和賈平凹一起10年了，他的靈魂我是懂的。

做幕僚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捕捉到老板的思維，清楚他的優缺點。表揚是硬功夫，在表揚中誘導，在誘導中表揚。老板肯定有過人之處，他一冒光就要肯定。幕僚是一種誘導，不是教化。要擅于捕捉他的閃光點。老去教化，人家是會反感的。老板都很聰明，點一點就好了，用不著喋喋不休。至于執行，我們只是提醒，執行是他的緣分，不執行也是他的緣分。

　　林總文化水平不高，我和他聊企業很少，多是聊文化、聊社會、聊經濟、聊政策、聊人生、聊生命、聊宇宙，等等，使他的眼界、心胸、文明層次上去，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人都是被自己蓋住的，生命永遠是要自己對付自己，因此對自己要洞若觀火，就是不要被自己的觀念蓋死。智慧不是想出來的、分析來的、學來的，當沒有東西遮蓋你的時候，你就有了，這在國學里面叫“致良知”。我和林總是朋友，是聊天的對象，是哥們。2003年至今，我們已經有近8年的緣分了，我覺得他至少有兩個改變：不管小事了；脾氣變好了。他的管理越來越進入哲學層面。

　　老板通了，企業就順了 正邦在文化方面的進步比其他企業強。順著中國“寧為雞頭，不當鳳尾”的文化，正邦打破“小地主”的自私和“自耕農”的局限，確立了“投資能人”的裂變策略，在全國建立幾十個合作公司，正邦只管投資和方向，具體經營從來不管，徹底放開，一年最多開一次會。下一步是準備對合作公司施行分拆上市，如果每年純利潤超過3000萬元，我們就從股市上分拆，幫它們上市，使正邦真正成為老板的孵化器。

　　劉永好的發展靠資本，正邦靠文化。人人讓你做老板，層層讓你當老板。文化理順了，企業發展就快了。以正邦在山東為例，2003～2005年，每年最多不到100萬元利潤，今年純利潤要超過一個億，在山東排到前三名了。在養殖業這塊，正邦的利潤和合作公司的利潤各占一半，這在全國是沒有的。

　　做幕僚不要急于表現自己的智慧，老覺得自己先知先覺會適得其反。給老板做幕僚一定是投石問路，不斷點他，都是他干的，和我沒關系，我不過是敲敲邊鼓。但如果是根本的方向性錯誤，我一定要去擋住。過去正邦想搞多元化，我不表態，不表態也就已經表態了，最后都退出來了。幕僚要學會當張良，不要當韓信。不要利益，不要身份，不要成功，點到為止，走一步算一步，不要功高蓋主，更不能蔑視老板。永遠記著，你的智慧不會比老板高，你是個幫閑的，幫忙的都算不上。心態要好。天地就是我的廟，大街上我都能睡覺。生命是一個整體，任何事都只是個緣熟緣不熟的問題，走著再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會通的。

　　走過正邦8年，我的作用，平時看不見，回頭一看就明白了。

　　這8年，我自己的變化非常大。正邦在全國80%的子公司我都去跑過，投資超過1000萬元的，都會去實地看看。自己要比老板看得透得多，才能出主意，不能以其昏昏，致人昭昭。把國學和社會經濟生活結合起來，這是我在正邦最大的捕獲。我現在明白中國傳統文化為什么會走到絕境了，就在于中國文化在王船山之后，沒有人再把文化和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結合在一起了。 ＊＊＊＊＊

　　我這輩子永遠充滿希望，不知道什么是失望。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我把生命的奧秘搞清楚了。生命是一個整體，宇宙不死我不死，我的智慧是宇宙給的，這就是佛家“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相、無壽者相”的思考。我對自己永遠充滿自信，你給我一個平臺我就閃光，那就是我的陣地。即使是監獄，也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回頭想想，在監獄十幾年，剛好避過了“文 革”，如果不在監獄，我估計是活不過來的。所以，這該怎么說呢？

　　現在我是趕上什么干什么，摸著石頭過人生，不敢有計劃。但我還要做兩件事：一是為中國文化正本清源，現在臺灣人的干擾太大，尤其是新儒家，另外，中國古代經文我還有好多沒去解讀；二是將中國文化融入到今天的社會進步中，正邦給了我一個平臺，了解正邦的過程，就是了解社會的過程，用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去梳理企業這個基本社會細胞，將中國文化盡快引入現實。因此，我和林總是雙贏的。

　　［本文由本刊記者潘東燕根據采訪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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